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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资料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8-24 |
离群的亚当和夏娃-夫妻交换,交换常常以爱情的名义进行，但有时候“交换”也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沦落”。在得不到预期快乐的时候，它会让参与的双方感到巨大的哀伤和沮丧。
这种中产阶级的内在的精神危机肯定暗含了某些社会问题———他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心理学硕士的隐秘生活
胡应希（音）坚持认为自己和妻子参与的几次性交换行为“对于夫妻生活有着明显的改善作用”，作为一名32岁的心理学硕士，很明显，他对这种“交换”中可能出现的种种心理变动和其对婚姻家庭生活带来的影响应该了然于胸。
“我们夫妻的感情很好，家庭很和睦。”他面对“互换配偶”行为会不会带来对家庭生活的不良影响时非常肯定地回答，“这只是夫妻婚姻生活的调剂，事实证明我们的夫妻生活在交换后确实得到新鲜刺激，质量得到提高，感情得到巩固。”
32岁的胡应希在重庆市上清寺一家市级事业单位工作,妻子在位于重庆市七星岗的一家区级事业单位工作,两位都是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胡还是一位心理学的硕士，他的妻子在大学时的专业是经济管理，按照胡的说法，他们都有“非常良好的职业前景”。
在挑选“换友”时，胡一般总会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夫妻是追求生活品质和情趣，讲究修养的人”，他的意思是，想要与他们进行“夫妻互换交友”也应该是同一类型。
截至到目前，胡和他的妻子已经有了至少两次以上的“夫妻交友”经历。这对中产阶级夫妻只是重庆不少参与“夫妻互换”活动的夫妻中的一对。有迹象表明，以这种流行于欧洲中产阶级家庭聚会中的以“性”为目的而形成的“俱乐部”，在中国城市已经广泛存在。对于那些拥有固定的职业和高收入的中产阶层而言，这样小范围的聚会有自己独有的私密方式，通常出现在高级会所或是事先约定的酒店之中。
按照一部2001年韩国拍摄的电影中的叫法，这样的私人聚会可以称作“蝴蝶俱乐部”（clubbutterfly）。在另一部由著名导演李安1997年执导的反映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变迁史的电影《冰风暴》中，这样的聚会还有一个名字，叫做“keyparty”，来参加聚会的夫妻们将各自的汽车和房门钥匙放在进门处的一个碗中，在离开聚会时会由聚会的组织者召集大家一起来从这个碗中随机摸取钥匙，如果你摸的不是自己先前放入的那把，那么你就需要带上别人的妻子或者丈夫回自己的家过夜。
当然这样的俱乐部还有一种来自于圈外人的并不被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认可的叫法：换妻俱乐部。“这有些男权主义”，一些俱乐部的负责人或者参与其中的女士们会这么说。
不管怎么说，在包括重庆在内的很多中国的大城市，在感觉夫妻生活单调乏味的时候，寻找“换友”已经成为很多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种。
走进换妻者的内心世界
胡应希在谈到自己之所以开始产生“交换”想法时说，“是在有了孩子三四年之后，夫妻之间产生的审美疲劳导致了他们的情感生活缺乏激情，”这让他们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大胆想法。
双方从事的工作压力都较大，也是这位心理学硕士解释这一想法起因时列举的因素之一。而在压力和这种厌倦心态的双重驱使之下，夫妻之间哪怕是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争吵，都可能使他们的婚姻面临崩溃的边缘。
婚姻是一种承诺，但是性在其间显然并不是占据无足轻重的地位。当这一因素演化成为两个人必须共同面对的危机时，那么按照婚姻的契约，它的解决需要夫妻双方共同承担。
“我想让妻子体会另一种快乐。”胡应希说。
但是他们的第一次冒险经历并没有使他们体验到这种预想中的“快乐”。
“其实我们第一次并不是很成功，事毕我们甚至抱头痛哭，觉得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好。”胡这样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他记起他们夫妻第一次找到的一对，“对方女的不说话，男的留着平头。”
他的妻子对这第一次的经历可能至今还在耿耿于怀。“两个人我太太说都不喜欢，只因为将就我，结果委屈自己，她不快乐，我也就不快乐。反正跟那一对不投机。”
紧张可能是造成了这种不成功的第二层因素，对于一对缺乏经验的夫妻来说，胡的这种描述相当可信，即使他是一位心理学硕士，这种心理过程可能也是必然。
“第一次太紧张了，开始的想法很浪漫，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片空白。心里极端后悔。”胡说。
这次经历带给胡的经验之谈是：一定要精挑细选。
第二次精挑细选，他们找到一对大学教师，“他们有经验，素质也高，都是大学老师，很理解人。事实上，我的初衷就是想别的绅士好好照顾我妻子，让她获得不一样的感受。”胡说。
这种说法的背后隐藏着的判断是：夫妻二人在一种心理均势下获得了梦想之中的快乐。“交换最关键的是让自己的太太看得上对方的男的，过程中要让女方满意。”胡坚持一贯的“太太万岁”的立场。
按照胡应希自己的说法，他为他的太太和他自己挑选交换对象的时候更加强调对方的心理素质和精神气质同自己一方的匹配。
“我们都喜欢古典音乐，她喜欢园艺、集邮；我喜欢读历史，尤其是二战史、文学作品、文艺批评，我在读书的时候还修了3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装饰课程。”胡很自信，他认为自身的心理素质和精神修养相当经得起考验，交换能不能成功只取决于对方的素质怎样了。
“但是如果你把改善婚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交换上，那么恐怕是交换不能承受之重。”胡说到交换伴侣原则时这么说，“双方是绝对不能谈论感情的，事实上有感情问题的夫妻别人也是不愿意和他们交换的。”
并不是所有的参加交换者都和胡应希一样，希望通过交换伴侣来改善陷入僵局的夫妻生活。
高德明（音），这对夫妻结婚的时间比胡应希要短的多，只有3年，夫妻两人都是大学本科，分别是30岁和29岁，高级白领，太太除了日常的工作外，在重庆市解放碑还有一处自己的生意需要打理。
高德明说他喜欢足球、音乐和交朋友，太太喜欢看电视、看书。这对夫妻还没有孩子并且没有在近两年内要孩子的计划，他们没有交换的经验，两个人目前对此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看法就是：这无非是一个身体游戏，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他们不存在谁说服谁的问题。
“只要双方都能看得透就可以了。”高德明说，“你已婚，但是发现这并非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婚姻，爱情需要妥协，那么，交换就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群看似不易出轨的人
尽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产生“交换伴侣”的念头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却大体相同。“交换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披头士”不同的一点是：从外表上看，他们都显得非常的“温良恭俭”，一群看起来最不容易出轨的人，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安定分子”。
“换妻”是即将席卷中国中产阶层的“冰风暴”吗？并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这一行为有可能会受到所谓的“天谴”。这种来自中产阶级的内在的精神危机肯定暗含了某些问题，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他们会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吗？假如性是婚姻生活的内在动力，但是不是就是说，性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呢？
肯定不是，有时候“交换”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沦落”，不少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得不到预期快乐的时候，它会让参与的双方同时感到巨大的哀伤和一起体验沮丧的感觉。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参与交换活动的人们必须谨小慎微。
“首先要避免双方是熟人，如果联系到最后，是在一个单位或者公司里的熟人那就糟糕了。”胡应希说。
其次可能就是夫妻之间心态上的变化，在韩国电影《蝴蝶俱乐部》里，参与交换的夫妻是要在交换之间达成协议的：表示对对方的绝对信任。
“我们没有纸上的协议，但是肯定在心理上达成了共识。“高德明说。
这些协议听起来让人觉得意味悠长。比如很多夫妻这样约定，这样的交换活动只能互换一次，夫妻双方均不能在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和自己交换过的一方夫妻见面，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忠等等。
胡应希承认，尽管自己觉得那对大学老师夫妻非常投缘，但是他们也并没有结成他想象中的“长期盟友”，事实上也绝非有这种可能。
“性是很私密的，必须和自己熟知并且信得过的人才能分享。”他说，但是在现下的世界，即使是邻居，也很难让人信得过，何况还要交换伴侣？胡应希自己显然明白这一点。
并非没有人在这项活动中失意。“有参加完活动之后，双方都十分后悔的，尤其是女方后悔。认为自己的清白从此完了。”胡应希说。
假如“换妻”和道德无关，那么和孩子则一定相关。胡应希说，很多参加完了换妻活动的男女回家后，只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就会感觉到一种愧疚之情———孩子应该成为父母实现隐秘快乐之路上的牺牲品吗？
所以，他们在每次行动前必须思前想后。
当性成为一种“内驱力”
当一些都市中产男女的“婚姻道德感”集体陷入“无可奈何的沦落”后，他们开始在社会规则中寻找夹缝。在这个时候，性———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急于突破传统道德的“内驱力”。
性得以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也是因为它自身的内驱力使然。
“花花公子”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它在2004年岁末试图借助它的“性名声”登陆上海建立其在中国大陆的首家俱乐部,但未获成功；另一本家叫做《男人装》的中产阶级男性专有杂志却让中国的美女明星们涂上了牛奶，向男人们展示她们的曼妙身姿；舞蹈演员汤加丽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轻解罗裳，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这一举动带来的革命性意义，而仅仅停留于争论：裸露的尺度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底线？这一代中国人的性意识仍然停留在解放和禁锢之间的混沌状态。
那么，正在中国一些都市白领中悄悄蔓延的“夫妻俱乐部”真的能够成为打破传统道德桎梏的代表吗？作为社会中产阶级的换妻者们，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可能导致麻烦后果的“出轨把戏”呢？
但愿，胡应希们只是一群暂时离群的亚当和夏娃，而他们所经历的，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道德沦落———那么在沦落之后呢？他们会不会重新走向爱情与家庭的全面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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